在人类的历史上，社会问题可以有很多的管理和解决方法。但是，硬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政治问题，那就只能镇压，不能管理。当前中国性产业的一切乱象的根源也在于此。

　　中国的性工业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这要追索到五四以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说要强政、要救国，认为娼妓是民族的耻辱、落后的表现，所以必须禁止。但他们就不想想，他们效法的英国和美国在1919年时不同样是娼妓遍地？娼妓给中国抹黑，那么英国和美国的娼妓就不给英国和美国抹黑？尽管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但禁娼已成为了一个政治口号。为了建立新中国、新社会，国家非得把这帮女的给消灭掉。尤其是到了1949年以后，历届领导人更不得不把这个历史包袱背下去，否则你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一旦性工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除了打压，就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在这个情况下，性工作者变成了一个见不得一点阳光的群体，被人抢劫和杀害还不敢报警，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更不敢声张。结果就是造就了一批非法的资本家，天天剥削她们，另外，也纵容了抢劫犯和杀人犯，而艾滋病也在此情况下失控地传播开去。她们没有工会，无处求助，无处伸冤，妇联也不受理，这一切都皆因性工业被政治化之故。

　　娼妓其实只是一个社会问题，当前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失业和再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很多来到城市的农村女孩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文化和技能就更别谈了。另外在中国，家庭背景和关系在找工作的过程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农村人家的女儿怎么会有这些社会关系？在没有选择之下，她们部份做了妓女。要是有办法，她们会干这个吗？

　　虽然表面看起来，这些性工作者似乎和大多数人都没有一点利益牵扯的关系。但是我们得承认，国家对性工业的政治化打压手段，不管为何原因，已普遍地造成一定的选择性执法情形。虽然法有良法，有恶法，且不完全都对，但若把整个执法队伍都搞成选择性执法，对国家来说可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并不是主张要把性工业合法化，因为这是一个空想。但我认为在具体的解决途径上，国家可以采取一定的合理化手段，即个体户的政策。基本原则是不允许性工作者上街拉客，只要一个女性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面卖淫，就不犯法。整个欧洲都是遵从这样的政策，而香港的“一楼一凤”也是这样。即一个“凤”在一个楼里面，政府就不能管。相反，这个“凤”也不能走出这个楼到大街上拉客。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女的不会侵犯不想嫖妓的男人的权利，而政府和警察，也不会干预她们在特定空间里卖淫的劳动权利──双方各让一步，井水不犯河水。中国人最讲情有可原，这就叫做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