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地理学是一门关系学科

　　什么是翻译地理学？许建忠认为它“是翻译学和地理学交叉研究的结果，具体地说，是将翻译及其地理因素相联系，将地理学和翻译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相关研究，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索”，“从系统论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对翻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地理剖析和阐释”。

　　一门新学科的创立，学界最关心的是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据之建立的学科体系。从 “翻译地理学”相关定义可知，许建忠从词语结构方面将“翻译地理学”定为“翻译”和“地理”的联合关系。可是，从其所建立的学科体系来看，却偏向于“翻译+地理学”的层次划分，重心落于地理学。这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划分无可厚非，但与该书所定的研究对象略有牴牾。

　　从学科划分看，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可分研究事物性质的学科和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交叉学科或关系学科旨在揭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如认知语言学研究认知与语言的关系、社会语言学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关系等。研究某一事物的学科称为本体学科，把研究事物之间关系的学科称为关系学科，将关系学科从本体学科分化出来，是科学向着精细、系统方向发展的必然结果。基于关系学科的认识，翻译地理学的结构应是“（翻译+地理）/学”，而非“翻译+地理学”。

　　翻译是文化跨越地域的桥梁，地理是翻译赖以生存的空间。由此看来，翻译与地理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而是行为与空间的关系，是人类活动与背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结合地理因素研究翻译，是翻译研究的一个传统，许多翻译现象，通过地理学研究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结合翻译研究地理，却是一个有待发掘的领域，有些地理问题期待翻译学解释。

　　从关系学科视角建构学科体系

　　取关系学科的视角，依据翻译与地理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尝试建立翻译地理学的另一种学科体系。

　　第一，翻译与地理的对应关系。

　　翻译要反映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所涉及的一切。从语言与其所反映的对象来看，地理因素可映射在语言中，翻译与地理的对应关系需要充分观察和描写。如自然地理方面，各民族语言均能反映气候、水文、地貌、土壤和生物等自然要素，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共性可以对应，特性则要转化，如英汉语中的东南西北可以对译，东风与西风则要转化。

　　第二，地理对翻译的影响。

　　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众多翻译现象，可以考察翻译具有的地理学特征，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地理对翻译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地理对翻译以及译论的产生、发展、变化、消亡等方面的影响及其方式、特点等。

　　对翻译与译论产生影响的有自然地理因素，更有经济地理因素。以翻译活动为例，西方古代译事兴起于地中海，现代译事兴旺于欧洲，中国现代译事兴旺于香港，都与它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苏联的成立促进了各加盟共和国、各民族语言之间翻译事业的发展。世界语言的地理分布促成了翻译重镇的形成，国际大事导致翻译重心转移。

　　以译论产生为例。欧洲的翻译活动主要在亲属语言之间展开，由此催生等值论，而中国的翻译活动主要在非亲属语言之间展开，由此催生相似论。等值论不适于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而相似论可适于亲属语言之间的翻译活动，更具本质性，更适用于人类语际翻译。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产生于苏联，正与其和国内外翻译事业有关；现代译论传播更快，但在传播的过程中常有水土不服的症状，将其传播路线绘出，可以看出译论产生、发展、扩大、变迁甚至消亡的过程。

　　我们期待，若干年后研究学界绘制出的翻译地图集，至少包括“世界翻译历史地图”、“世界翻译地图”、“世界翻译理论历史地图”、“世界翻译理论地图”等，以展示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区位、产生和发展过程等。

　　第三，翻译对地理的影响。

　　通过翻译研究地理，可由翻译了解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史，尤其可以从译事之兴衰考察经济地理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如因为翻译改变人类活动的地理布局、各大洲各国或某国、某地区的人类活动条件和特点的变化等。

　　纵观人类翻译史，翻译对一洲之影响、对多国之影响、对一国之影响、对某国某地区之影响均有例可查。如《圣经》通过一语多译，在西方形成圣经文化圈，具有面性特点；而佛经翻译从印度到中国，具有线性特点。又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通过翻译学习西方，此后百年在世界政治、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

　　翻译与国家安全问题，实际上也是翻译地理问题。某国与他国之间的翻译活动事关地缘政治，与他国可能是近邻关系，如美国与海地等，也可能是远交关系，如美国与阿富汗等。是否及时译得所需信息，有时可以影响世界或地区的战略预测和政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