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从此，边城昆明，似乎成了中国离乱时世中的一个“桃花源”，引群贤会聚，若星汉灿烂。当年交通极其不便，从北京、上海等地到昆明，要换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绕道香港、越南，然而时事所迫，数年间，仍有众多的名人名家聚集这里：刘文典、金岳霖、梁思成、吴晗、沈从文……

　　文学家施蛰存曾多次提到云南大学贡院挂的一副门联：“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表现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

　　冰心也很喜欢昆明，称昆明是彩云之南的“北平”——那一片蔚蓝的天，春秋的太阳，满城的鲜花，“闲散而脉脉温情”。

　　这些俊彦之士来到昆明，和云南人民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振奋的日子。沈从文、汪曾祺都曾在后来的多篇文章中热情洋溢地怀念过在昆明的岁月。

　　汪先生对昆明最难忘的记忆，就是饮食美味、花草树木、风土民俗以及联大的教授和同学。那时联大师生们常常活跃在现在的文化巷、文林街一带。汪先生说：“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文林街上）里写的，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他还在《昆明的雨》里写过一个动人的画面：“莲花池边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要了一碟猪头肉，半市斤酒（装在上了绿釉的土磁杯里），坐了下来。雨下大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四十年后，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战火纷飞中，知识分子们怡然自得、苦中作乐，本身就是对侵略者的一种反抗和不屈，为后世留下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史家认为，那些艰苦的岁月中，文人大家们在云南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含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力量。

　　昆明西山下的4年生活，是物理学家周培源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但就是在龙门村的小阁楼上，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移到为抗战服务的流体力学湍流理论研究上，并首次在国际上提出湍流的脉动方程。

　　在宜良郊区，同样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钱穆先生，则写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着作《国史大纲》，在国难版的扉页上，他把该书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

　　物理学家严济慈住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两间陋室，一边开展救国社会活动，一边勤耕科研，无线电发报机、五角测距镜、望远镜这些当时急需的先进产品，都是在严先生的努力下得到发展。

　　蕴含中国文化根基的中国大学不仅没被炸垮，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取得辉煌的成绩。日后正是从西南联大这所昆明大学里，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走出了“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等人，走出了汪曾祺、穆旦、鹿桥等文学家……那真是一个大师涌现的年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难以想象。

　　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说，他的父辈们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曾作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但他们相信只要学术研究不中断，教育事业不中断，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国就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复兴。这或许就是大师涌现的源动力。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在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时刻，从这些大师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家国情怀、是学术专注，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刚毅坚卓的精神。这被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为后世铭记。

　　战争从来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决定战争的力量在于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学术的多重较量。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70年后，当我们走近他们，重新拾捡那些逝去的光阴，扪心自问：大师们的精神如何得以继承弘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生活环境中，在背景离乡的战火中，他们如何划出那些灿烂的轨迹？我们真的探究清楚了吗？

　　鹿桥在长篇小说《未央歌》里，称联大生活是“既像诗篇又像论文的日子”。追忆似水年华，那些日子带着抗战的血泪、带着人性的坚贞与砥砺，带着昆明的美好，成为永远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