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诗歌发生了始料不及的蜕变，具体表现在诗歌的口语化、口水化乃至粗鄙化倾向。2005年前后出现的“梨花体事件”及后继的各种网上争讼，寄生于网络噱头的或大或小的笔墨官司，各种“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无不表征着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诗文化的退步与堕落，深刻影响了整体的诗歌环境，使诗歌写作与消费主义、犬儒主义达成共谋。新世纪之初，更出现一个诗歌粗鄙化写作狂潮，“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让诗写者体验到了一种“隐身”和“面具化”的快感，犹如化装舞会上的狂欢，在享受粗鄙语言特权的同时，却无须为语言“虚拟暴力”承担责任。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在宝安，一直以来却有一批人为诗歌的圣洁守望。宝安诗群的诗歌，粗粝朴拙，生猛鲜活，各美其美，余味绵长。有的诗，无论从主题、语言、意象等等，都很明晰、明亮。有的诗，用万象纷呈的社会与自然糅合的事物，传达诗人诡异和晦涩的内心。也有的诗，虽写得封闭（系指意义的封闭），难以从语言上分辨出子丑寅卯，但从诗句上看，似可触摸到人性的律动与人世的冷暖。还有的诗，写出了灵魂的空虚与无奈，以及无奈之后的不甘，进而要寻找到梦想的通道。

　　整体上看，宝安诗群的新诗创作，对汉诗传统有着自觉的承接和发展，所收入的作品具有鲜明而珍贵的艺术个性。不少诗人在整体的浓郁的情感氛围中，巧妙地包容了本真的身世感，经验细节，潜意识冲涌，生命记忆，乃至自我盘诘与争辩。然而，最重要的，还在于诗人们的语言天赋──冷静的词语塑型与控制能力，和对诗意空间的结构能力。其中不少抒情诗还成功挽留了现代“智性诗歌”有益成分，运用曲折复杂的现代修辞技艺，以及对生命体验的多方面吟述，避开了以往抒情诗中的滥情易感，缺乏本真细节经验，表现狭窄意义畛域，从而使诗情最后被蒸发掉的险境。宝安诗群这些饱满、具体而鲜润的诗歌，让我看到了诗歌的价值和希望。

　　不能否认，也有个别以娱乐为诉求、立志让人读不懂的自我封闭式的诗作，以及肤浅平庸未经打磨的拆行诗、口水诗，它们忽略了善与美的开掘与发现，它们对诗歌的尊严、价值显然是麻木无知的。

　　“天意均须会，人间要好诗。”读者心目中的好诗，当具有小我与大我糅合的文化自觉精神，须将诗人个人气质与时代情绪、民族传统完美契合起来。诗歌写作，也包括整个文学写作，说到底是一种关乎心灵的“及物”的艺术。

　　“阅尽人间千般事，好诗不过是人情”。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诗歌，就是要让诗人们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诗？写诗给谁看？他们看了以后能起到什么作用？换言之，当我们谈论诗歌写作的时候，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诗歌写作的各种技巧、诸般方法，而是在呼唤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存在精神、审美精神、自觉精神，这才是读者最看重的。

　　俄罗斯诗人曼捷斯塔姆在其《论交谈》一文中说：“诗人与谁交谈？一个痛苦的，也是永远现代的问题。”在我看来，宝安诗群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他们从自我生存痛苦出发，“紧紧抓住个人生活观感的某些瞬间，机敏地闪进历史生存境况，以一个小吟述点，自然而然地拎出更博大的生存情境。今天，有活力、有效的诗歌，应在对个体经验的剖露中，表现出一种在偶然的、细节的、叙述性段落和某种整体的、有机的、历史性引申之间构成的双重视野。”（陈超：《开阔深邃的“个人史”》）。宝安诗群具有现代精神的新诗写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一个观点：诗人应当也可以将“个人史”引向深邃和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