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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因茅盾文学奖而改变的3
来源:北京网    更新时间:2015/9/19 10:25:14  阅读[1132]

  观点

  九部作品看茅奖

  点评者:文学评论家白烨

  因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评说茅奖43部作品,所以采用一届茅奖一部作品的方式,对30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以点带面的回顾与勾勒。

  第一届 《芙蓉镇》

  这一届评选的是1977年至1981年间的长篇小说,这个时期正是文坛的劫后复苏和新时期的初开序幕。

  古华的《芙蓉镇》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血脉勾连,但在写法上,完全走出了其他作品滞留于“运动”反思的通病。作品由胡玉音、秦书田等人的基本生存被压抑,简单愿望被遏制的日常生活图景,揭示了“极左”与“文革”作为“人祸”的本相与影响。这部作品可看作是当代作家从“伤痕”“反思”淡出,走向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的一个转折。

  第二届 《沉重的翅膀》

  这一届评选的是1982年至1984年间的作品。当时,在理论批评由思潮批判转向理论建设的有力推动下,一些作家开始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改革文学”应运而生。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描摹了一幅工业战线在改革初期波澜壮阔的壮丽画卷。作者以充沛的激情和锐利的语言,不加掩饰地表现了自己的爱与憎、臧与否。正是这种充分展现作者主体性的写作,引起了文坛内外的种种争议。《沉重的翅膀》最终以“修订本”获奖,开创了一个先例,也证明主流文坛在渐次走向宽松与开放。

  第三届 《平凡的世界》

  这一届评选的是1985年至1988年间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时期文学对内总结自身的发展经验,对外借鉴新异的文学养分,在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开始走向写作的多样化、风格的多元化。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巨细无遗地反映了“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城乡社会生活的悄然变动,及其在人们心里激起的种种回响。作品更为突出的是,以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在前行中辄遇挫折、在挫折中又不断奋起的描述,来歌吟青年一代坚持自己理想的顽强抗争精神。作品葆有深刻的人生启迪意义和青春励志作用, 一直长销不衰。

  第四届 《白鹿原》

  本届评选的是1989年至1994年间的长篇小说。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因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学、文化领域兴起“通俗文学热”“港台文学热”,在一定程度上对严肃文学的生存造成了较大冲击。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白、鹿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于关中农民身上的民族气韵与文化精神,又勾勒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演进与历史变迁的某些侧影。一部《白鹿原》把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有意味的是,《白鹿原》因评奖中存有较大争议,在确定作者可对作品做适当修订后授予了奖项。

  第五届 《尘埃落定》

  本届评选的是1995年至1998年间的长篇小说。从1998年起,因网络文学的兴盛,年轻作者的崛起,长篇小说较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直面现实与回望历史,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主要取向。

  阿来的《尘埃落定》,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康巴藏地风土人情的种种神秘,又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土司家族父子、兄弟之间的人性隐秘。作品在家族与民族的历史叙事中,蕴含了权力、英雄、宗教、信用、仇杀、爱情等诸多意蕴。由此,少数民族长篇小说创作以新的高度实现了与中国和世界优秀文学的艺术接轨。

  第六届 《历史的天空》

  本届评选的是1999年至2002年间的长篇小说。由二十世纪跨越到二十一世纪,网络文学领域群雄并起,文学图书市场更看重流行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严肃文学与时俱进和适时更新。

  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在表现战争和触摸人性上,都有脱出常轨的突破与创新。作品写出了我军干部从文盲到文明,从自发到自觉的真实成长过程,同时又写出了职业军人在和平时期受到的冷漠和遇到的苦闷,革命精神、军人气息与英雄气魄浑然凝聚,充沛的刚劲、天然的兵味和内在的雄性交织一起,读来鼓荡人心。

  第七届 《秦腔》

  本届评选的是2003年至2006年间的长篇小说。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注重审美的严肃性写作以及靠近市场的类型化写作,日益表现出两极分化和分道扬镳的明显趋向。

  写《秦腔》,贾平凹动用了一直珍藏在心底的关于家乡的积累、记忆与困惑。在时代大背景和社会大变革中,作品写了农村的新旧交替与农民的游离土地。关于村社文化的式微,关于秦腔艺术的衰落,都使作品带上了浓得化不开的悲剧氛围。作者像是用苍凉而悲怆的“秦腔”,为现代乡土文明的悄然变异,吟唱一曲悠深致远的挽歌。

  第八届 《一句顶一万句》

  本届评选的是2007年至2010年间的长篇小说。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为网络小说转化为纸质作品的力度不断加大,以严肃文学为主的长篇小说,不仅数量剧增,类型化的作品陡然增多,长篇小说更加丰繁,也更加混杂。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养女,毅然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辗转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作品既在考察当下乡民的国民性,又在观照平民的精神状态,提供了新的乡土文学的写作经验。

  第九届 《江南三部曲》

  本届评选的是2011年至2014年间的长篇小说。文学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人们对于莫言所代表的以个人叙事讲述中国故事的莫大兴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创作中追求个性化叙事与中国化故事的基本趋向。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集结了“失败者”的命运,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从勃发到磨损、消弭、凋落,作品不仅弥漫着混沌人生的沉痛写实,也提出了深沉的拷问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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