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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明:我与周恩来研究
来源:北京网    更新时间:2015/11/18 23:58:31  阅读[1953]


  在研究毛泽东生平业绩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周恩来是最富于比较研究价值的两位伟人。他们合作的时间之长、内容之多、成效之着打破了世界记录,而维系这种合作的重要原因,则在于人格、能力、思想等多方面的互补性和共振效应。

  1998年到2001年,我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专业博士学位,拟定的学位论文题目便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比较研究》。在这篇论文中,我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家庭背景、性格特征、思维方式、精神遗产等做了全方位的比较,得出了如下一些个人见解:在家庭背景方面,毛泽东家族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特别突出,而周恩来家族则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幕僚情结也格外深厚;在性格特征上,毛泽东举重若轻,周恩来举轻若重;在思维方式上,毛泽东偏向斗争思维,早年便提出“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而周恩来则偏向求同思维,“求同存异”是这一思维方式最显着的表征;毛泽东精神遗产的大部分在于理想主义的充沛表达,而周恩来精神遗产的主体则为务实主义哲学。

  《毛泽东与周恩来比较研究》200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初印5000册,不久又加印3000册。一本博士论文能达到8000册的发行量,对我来说不啻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博士毕业后,我担任湖南《书屋》杂志执行主编,但仍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毛泽东、周恩来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毛泽东研究方面,2011年出版了50万字的《毛泽东评点历代王朝》(山西人民出版社)。在周恩来研究方面,最集中的成果便是新近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智周恩来》。

  周恩来光辉人格无疑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他学贯中西,才兼文武,知识广博而且均衡;他聪明睿智,处理复杂事物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堪称一流,以致着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称他为“绝顶聪明的人”;他风纪严整,吐属风流,举止文明雅致,展示了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国领导人的迷人风度;他公忠体国,相忍为党,其顾全大局的襟怀令人感佩;他光明磊落,从来不搞个人小宗派,位高权重却自奉甚俭,高尚的品格辉映当世和后世。对周恩来光辉人格的每一个侧面,我以为都有研究的价值,但我个人更推崇他的聪明睿智,更赞赏他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时所展示出来的大智慧,这便是我为什么要写《大智周恩来》一书的因由。

  周恩来早年便对中国古典哲学有深入的研读和思考,并从中受到智慧的启迪。如对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便熟稔于心,并时时琢磨以应乎人生日用。1939年,他在浙江绍兴与友人谈及《道德经》时,便指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这十二字是其中“最精彩的话”。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意指“道”使万物产生,繁殖,成长,发育,成熟,但又不据为己有,不恃为己功,不主宰它们。所谓“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为有”。“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正因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这就叫做“玄德”。老子在这里阐述的本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但却可以转化为一种智慧而高尚的人生观。周恩来正是这么做的。凡熟悉周恩来人生经历的人们,稍加思考便不难发现,周恩来人格俨然就是对“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最好诠释。周恩来曾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这与道家“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是一脉相通的。离开道家哲学,我们便无法理解周恩来领导艺术的神韵。

  道家哲学对周恩来智慧的启迪远不止于人生观,对他治国理政也尤为助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宰辅”,大多是以道家的政术推行儒家的理想。道家讲究“无为而治”,并非意味着无所作为,其精髓是与民休息,以清静的方式从事生聚教训,不反复折腾,不随意更张。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严格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治国理政,多次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其目的就是防止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滑向务激昂、喜更张的道路,让经历长期战乱之后的中国休养生息,让人们在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中谋求福祉。这当中明显受到道家“无为而治”大智慧的影响。可惜的是,周恩来所担忧的那种务激昂、喜更张的“大跃进”思维不久就占了上风,他在尽一切努力纠正“冒进”的过程中受到批评,甚至饱受委屈。

  过去人们在谈到周恩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时,说得最多的是儒家仁义道德、诚心正意、执两用中对他的熏陶,殊不知道道家哲学对他的为人处事、治国理政的影响更为深远。林语堂先生认为,道家哲学为中国“最高智慧之珍果”。作为一个对道家哲学有深入思考的人,周恩来的智慧养成与道家哲学息息相关。

  周恩来的许多大智慧,都有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如他提出的“求同存异”,曾在拓展新中国外交空间、推进祖国统一战线事业方面建树甚多,至今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也是“包容性发展”的思想源泉之一。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与和谐。周恩来说过:“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他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人世间既有黠慧小智,也有奇慧大智。黠慧小智可以谋求一些细功微利,但绝不足以谋大势,成大事。唯有奇慧大智方可赞襄国运,担当大任。但愿《大智周恩来》这本书,能为有大志向、大格局的人开拓心胸,助其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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