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同一认识客体，由于主体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可能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同样道理，东汉早期在对儒家精神传统的重新诠释的过程中，由于诠释者的立场、立意和目的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儒家精神的认识便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不同。然而，此时的儒学毕竟已不同于先秦时期在野的诸子之一时的地位，对其思想传统诠释的歧异性理解并不仅仅关涉儒家学说本身，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汉帝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对儒家精神歧异性的诠释，在一定时期可能有助于儒学的发展与生机的恢复，但这种状况绝不可能也不应该持久。也就是说，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导致儒学内部的分歧，这种情况一般能为统治者理解和接受。但是，一旦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趋于稳定，那么，作为汉帝国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如果依然存在内部分歧，如果依然对其精神传统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这便不是统治者能否理解与接受的了。此时王权必然出面干涉，从这些众多的歧异性理解中折衷出某些各方面都能接受的结论来。我们看到，东汉初年社会秩序一旦趋于稳定，便出现似统一对儒学精神的理解为根本目的的趋势。 
在当时，对儒学精神的诠释构成重大威胁的，当属以郑兴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这既是学术风气使然，也自有其必然的内在逻辑。我们知道，光武帝对谶纬的极端崇拜，已使许多学者失去了信心，他们既不愿意背弃学术良心曲意迎合，遂采取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或继续隐居于大泽之中聚徒讲学，或公开宣布未习图谶。由此说来，光武帝初年，原因战乱遁逃林薮的学者无不抱负坟策云集京师的学术盛况并未持续太久，即或有一些学者已来京师，其后也因种种原因而纷纷离去，留下的那些便也不得不作些学术上的变通。 
　　然而，任何追逐时鬃的企图只能使学问变质，而并不可能获得真学术。范升、陈元、郑兴、杜林、卫宏等学术大家如果安于贫困，甘于寂寞，恐怕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当他们一旦热衷于现实政治后，其学术成就尤其是学术见识的增长不仅不能与年龄的增长同步，而且出现学术倒退现象。这也是中国知识办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屈从于政治变通学术有种种不同的道路，或曲意迎合现实政治，或碍于某种困难而以思想异端的面貌出现，但仍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屈从于另外一种政治。如郑兴虽然“逊辞”不为谶纬文字，并对谶纬神学表示出一种反对的思想倾向，然而，他这种反对未免太软弱无力，而且联系其思想的前后变化来看，就更令人难以肯定他的反对的力量和真实的心迹。 
　　在与光武帝合作之前，郑兴主要与古文大家杜林等隐居陇右，探讨学术。他之所以能与光武帝合作，几乎完全由于杜林的推荐。郑兴被征召之后，虽然对谶纬神学表示过不满，但从他谈日食的一篇奏议中，我们也分明可以感觉到他并非执义坚固，敦悦《诗》、《书》，好古博物，见疑不惑，而是以灾异附会人事，表现出浓厚的今文经学倾向。也就是说，他的解释不管采取怎样的古文经学的人文主义立场，但其附会灾异的表现形式无疑是合乎当时官方学术的基本要求的。 
　　像郑兴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但毕竟不能以此作为对古文经学的总体评价。事实上，古文经学派为了生存与发展，不能不出现郑玄、贾逵式的人物。只是就这一学派的主流来说，他们更多地还是致力于学术研究，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像杜林以及杜林的弟子卫宏、徐巡等都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东汉古文经学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它在立足于学术史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确认古文经传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尤其是对秦火之后幸存的古代文献的系统清理，基本理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脉络，有助于重新评估古代文化。尤其是他们对古代学术发展的系统总结，不论后来人们存在怎样的非议，实际上都不能不以他们的成果为基础继续前进。第二，东汉古文学者以自已的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基本上解决了两汉之际聚讼纷坛的今古文分歧，以实证的方法确认了今古文之异首在字异，次在意异。这一论证虽然没有超出前人的见解，但它毕竟已有了足够的证据，不似前人空口评说，有主观臆断的嫌疑。第三，东汉古文学派的实证研究，由于主要致力于文字训诂、器数名物、典章制度等内容，不似今文学派专在义理的发挥，因而使许多古代典籍在失传了数百年之后重新发现其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要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深切的理解，也不能不借助于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学术成就。 
　　但是，在充分肯定古文学派学术成就的同时，也不能不如实地指出其缺点，因为这些缺点不仅对后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而且实际上也将东汉古文经学引向了歧途。这些缺点概括起来有，第一，东汉古文学者，尤其是早期的卫宏、贾逵等人过于有意与今文学者立异，虽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或猜测，但毕竟失于偏激，缺乏学者应有的平心静气。第二，东汉古文学派虽然也推崇儒家学说中的圣道王功，但其基本学术路数不外乎对古代文献进行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考释等技术性的工作，一般说来缺少思想体系的创建，致使人们在谈到东汉学术时不得不怀疑东汉时期哲学创造力的贫乏。故而一般哲学史在写到东汉时，除了王充等少数人物外，无不匆匆带过。 
　　当然尽管古文学派在当时的发展中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问题，然而由于它在文字及经说两个方面处处与今文学派作对，提出了种种新说，因而在实质上不能不对今文经学构成严重的威胁，甚至危及今文经学派的存在与发展。反观东汉时期的今文经学派，他们虽然照样盘踞在官方学术的位置上，但实在说来已是英雄末路，暮气已深。今文经师除个别人仍致力于学术探讨外，大部分人所难以忘怀的只是利禄二字。他们已严重丧失先前的学术精神，而将学术视为直接谋生的手段。今文经学的没落，从学术史的观点看，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任何一种官方学术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地存在下去，它的得势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其失势、没落也就带有必然性。但是，和其他事物一样，任何官方学术都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更不愿主动让位于新的学说，当面临危险的处境时，它们又不得不进行无谓的反抗或挣扎，以期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和地位。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古文经学的崛起与壮大，其目标一直是争夺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所谓经说歧异，也主要是今古文对官方学术的经典文献已由先前今文学派的一元理解而变为多元。如果这种多元能够长时期存在下去，那么它对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未尝没有积极作用。然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官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几乎没有存在的余地，跻身于官方学术的任何一派都不可能真正具有宽容和理解的内在精神。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同为官方或准官方的学术，但在最直接的利益冲突方面，有时此异端思想与正统思想的斗争还要激烈，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大部分情况下是真正的你死我活。因此，当古文学派的发展足以威胁今文学派在官方学术中的地位时，今文学派并不是束手待毙，而是发起了一次猛烈的反攻。 
　　今文学派的反攻当然是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官方学术地位，借助于政治势力的支持而宣布对手为异端，以期通过非学术的手段干预学术分歧，达到仅靠学术论争无法达到的目的。汉章帝建初元年，即公元76年，今文经师、校书郎杨终上书指出，西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为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很显然，杨终期望借助于汉章帝的行政干预来打击古文学派的"章句之徒"。于是有白虎视会议的召开。 
　　白虎观会议持续数月，想必今古文学派双方的争论相当激烈，只是在章帝的直接干预下，辩论的双方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最后才便会议勉强结束。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沼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觳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余家�"换言之，古文学派虽然没有通过白虎观会议上的斗争在名份上分享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但它实际上已极正统的官方学术所承认、所接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虎观会议的结论并不是统一到今文学派的传统观点上，而是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那些折衷意见。 
　　不过，在形式上看，白虎观会议的结果是正统的今文经学派赢得了胜利。至少为了保持今文学派的面子，会议的结果似乎依然多倾向于今文学派。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似乎由于人事方面的原因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其实，这种说法是极不确切的。第一，白虎观会议的参加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今文学的大师，更有古文学的名家。今文学博士李育在会议上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由此可知，古文学者也非等闲之辈。事实上，反映在《白虎通义》中的观点，既有今文学的，也有古文学的。尤其是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比如君臣之义等等，可能更多地还是倾向于古文学。第二，从学术史尤其是官方意识形态发展史的观点看，今古文学派在白虎观会议上的争论并无胜负之分。因为它们在本质上都可归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范畴，它们的根本目的也都在于如何更有效地维护汉帝国的统治。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已主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今文学派可能更为保守些，因而某些论点无法回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需要和可能，他们需重新解释儒学传统和经典大义，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白虎观会议的结果并不是任何一源的胜利，而是在王权的干预下，将儒学传统、经典大义重新定位。也就是说，使先前多元的意识形态又一次走向一元，只是这个一元已远非先前的本来面目，而是杂糅了双方的思想观点。当然，取材的标准只能是是否有利于汉王朝的统治，即汉帝国的政治实践才是决定今 （责任编辑：城市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