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个教师节如期而至--今天，是学生感念师恩的日子。而一大批活跃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也在思考：如何将教书育人的薪火代代相传。“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更好的教育’摆在‘人民十大期盼’的首位。他还指出，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这让我们年轻教师有一种将自己的人生选择与民族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感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70后”青年教师蔡剑锋昨天和一批“60后”、“50后”甚至更资深的一线教师们聚在一起，共同探讨教书育人的体会，他说，一代代教师为我们搭建了成长的阶梯，我们也要将青春挥洒在教学一线，将前辈的接力棒传下去。

　　70后：独生子女的我们应帮学生找到成长参照系

　　蔡剑锋是今年全国青年教师技能评比二等奖获得者，也曾多次被选为华东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学生叫他“哲学小王子”，夸他“蔡老师对我视如己出”--虽然他的学生年龄比他小不了多少。

　　“老师这个职业赋予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参与学生的成长。现在的独生子女成长过程中缺少参照系，老师的责任更大，当然成就感也更大。”蔡剑锋说，“我自己就是独生子，成长过程中老师们所给予的支持，多到数不清。”

　　蔡剑锋出生在教师家庭，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教师。而他的导师王德峰一直被复旦大学的学生们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人称“哲学王子”。“导师教学时精益求精的态度多少影响到我。”蔡剑锋说，言传身教才能够产生教育的效果。

　　蔡剑锋觉得现在的学生比较个体化，读书会上，有时上下两届学生彼此都叫不出名字。蔡剑锋会为新进来的同学搬椅子，一次一次，直到学生们都习以为常地为新生搬椅子，“这也许是小事，却可以教会学生与人相处、与集体相处的态度”。

　　蔡剑锋觉得，教育事业少不了年轻人的创新和坚持，同样少不了领导和前辈的远见和关怀。他说，“改变世界不是一句空话。对一名教师来说，当他改变他的课堂时，就在现实地改变着这个世界。我相信青年教师在选择这一事业时，怀揣的是一份对讲台的热爱，我希望这份热爱能够成为一种积淀，去推动理想的实现。”

　　在华东政法大学，“70后”的王迁教授同样是无可争议的“教学明星”。“教学是个良心活儿，当大学老师尤其如此。”王迁说，和中小学教师不同，教学成果在既有的考评体系下无法被量化考核，无论是备课还是上课，偷个懒都不易被察觉。但从当老师的第一天起，王迁就接受了影响一生的教育。

　　原来，王迁和沪上知名民法专家付鼎生教授在同一个教研室，学校规定新老师要到资深教授的课堂上取经，王迁就去听付鼎生上课。民商法甚是枯燥，有些理论异常复杂，但付教授总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把理论讲清楚。“什么叫名师，怎样的老师才叫有能耐，我从这一代学者身上有了切身的体会。”王迁说，做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仅自己要学问好，还要把学问传出去。

　　60后：受惠于前辈，希望倾我所有给同行和学生

　　获得今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称号的复旦附中副校长方培君，昨天聚会时巧遇曾在她所主持的名师培养基地学习的学员、闸北区风华中学老师张慧。张慧评上了全国优秀教师，这让方老师格外开心。

　　方培君至今记得她在1998年参加上海市首批骨干教师培训时，有5名知名老教师带教4名年轻教师。“带教整整两年，我的收获很大。现在学校的名师教育基地由我和另一位老师共同主持，我们都倾尽全力，希望把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老师们。”

　　如果说，将自己的教学经验传承给年轻教师是一种传承，那么，站在讲台上为学生无私付出更是一种传承。

　　嘉定区迎园中学是一所普通的新优质学校，学生之间差异很大。校长祝郁说，今年新学期，学校有一名特殊学生升入九年级——这个孩子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只有5分钟，但他吹奏萨克斯却能让人潸然泪下。在中考的十字路口，孩子的妈妈犹豫地提出留级申请。但所有的老师都不愿放弃他，担心孩子的自尊心受伤害。新学期，学校为他私人定制的“专属课堂”开课了——一个人一间教室，一对一教学，老师轮番为他上课，提供个性化课表。“老师们会根据他当天的情绪表现，即时调节教学进度。”祝郁说，对每一位特殊学生，迎园中学的老师们都不轻言放弃。老师们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只要成为最好的自己。”他们深知，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就多一批成功的孩子。

　　而方培君说：“很多时候，老师留给学生的、让学生难以忘怀的，不是知识，而是那些不变的东西。在今天，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世界来关注教育，以为学生的一生奠定基础为目标，这才是我们今天当教师应该思考的。我们需要一辈子学做老师。”

　　50后：那个年代的老师，站稳讲台是首要要求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虞建华的教龄至今已有38年。在他的任教生涯中，1985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那一年，还是小伙子的虞建华已是留英“海归”了，因为杰出的教学成果，他被授予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同年，新中国设立了第一个教师节。

　　“在教师节设立的头几年，我们在学校任教的人，虽然已经知道国家专门为教师设立了一个节日，但说实话，没什么过节的氛围。”虞建华说，光从这一点，就能感受到过去30年中，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有了显着提升。在上外任教至今，虞建华对年轻教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讲台站不稳，就不是好老师，也不会成为好学者。”这不是一句空话。1976年从上外英语系毕业后，虞建华就留校任教了。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当时最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我自己在大学只学了一点点，今后我凭什么教别人？”

　　也正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虞建华每天晚上都在上外教室和学生们一起学习。在今年教师节来临之际，虞建华的邮箱、电话里，时不时就会收到来自学生的问候。“当老师的，最欣慰莫过于学生在毕业多年后还记得你。”而作为一名老教师，虞建华也打心眼里认为，从事这份职业，内心一定要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别人把孩子郑重地托付到你手上，老师就必须十分投入，育人这件事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