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又重提了一个概念：“未富先懒”。报道说，最值得警惕的是“二代”的变懒现象。“富二代”不愿创业，花天酒地；“农二代”不会务农，到城里后又挑活；“拆二代”则仗着拆迁补偿不思进取……

　　“二代们”为何会变懒？这对应的其实是两个迥异的问题。对于不少“富二代”“拆二代”以及“官二代”来说，他们之所以会选择一种悖社会感受而行的享乐方式，是因为他们“先天性”拥有的资源，已足以对抗大部分的生存风险，勤奋对他们不具有必要性。相反，对于许多“农二代”乃至底层青年，就算勤奋工作，他们也可能跑不过各种日常开支的飙升。至于个人上升的空间，亦可以轻易触摸到天花板。当无力感重复得多了，勤奋对他们来说也就不具备激励性。

　　显然，无论是勤奋对一些“二代”不再具有必要性，或者是勤奋对另一些“二代”不再具有激励的元素，这都是一种病，因为其本质都是社会资源和机会分配的失衡。有学者在专着中表示，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众多劳动者的勤奋工作，还是在弥补着制度资本的不足。所以社会的个体，他们要么是人口红利中的一分子，要么就是享受人口红利的一分子。当勤劳开始被工具化，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不可避免地将失衡。

　　诚如新闻所提醒，一个更为依靠人的智力而非体力，人的热情而非冷漠的经济“新常态”，正出现在人们面前。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提质转型，慢慢地开始不再体力式的勤劳，它可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演进规律。但再怎样的规律，也无法遮蔽年轻“二代们”不正常的懒惰方式，姑且存之的“未富先懒”该如何求解？如何来为年轻一代继续找寻到勤劳的激情？只能经由宏大与顶层设计式的改革。给年轻人以勤劳的动力仍是改革之重，惟有社会公平才能重新塑造勤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