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称书法艺术为书道，包括修身、养生、悟道的含义。唐人尚法，为强调书写的法度而改称书法。今天，书法远离实用性而追求艺术性，所以应该更重于道。

　　“书道之道”，即所谓研习书道的方向与方法。我认为，研习书道的方向是先做人，后学书。

　　纵观优秀卓越之人，举凡有三：一曰志，二曰识，三曰法。

　　志者，志向也。书家为人要正，要有堂堂正气，要襟怀坦白，要行为规范，这才可做优秀卓越之人。历史上流传至今的作品，不但是艺术的上乘之作，也一定是精神的上乘之作。

　　识者，见识也。参透世间百味，就可以用“非常道”做“非常人”。有识之士借世间万物且融通万物为己用，借势用势，借力使力，则一定事半功倍。

　　法者，道法自然也。深谙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人文之道，掌握了这些法则，就是掌握了最高级别的方法论。有“志”有“识”仅仅完成了人生的两部曲，要真正成为优秀卓越之人，还必须经过“道法自然”的历练。

　　而“笔于墨，手于心，艺于神”，是研习书法要弄清的三个辩证关系。

　　所谓“笔于墨”。是说笔和墨的辩证关系，人们最终看到的作品是墨而非笔，笔法隐藏在墨法之中。

　　蔡邕《笔论》中说：“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这是说用笔之法，先有形，再有情，最终得意象。

　　怎么用笔才能显出墨法？启功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番话。他说：“书法力透纸背，并非说写字要用力气，挥如椽巨笔把纸捅一个窟窿，那不叫书法的力道。书法体现的力量是书家提笔蘸墨，凝神贯气，气运笔端，墨行于纸，如挽强弓，如弹墨线，浓淡干湿，气象万千。所以用笔用墨要灵活，游刃才能有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双手把死了，就会摔跤。”启功先生的用笔用墨的体会，明白晓畅，耐人寻味。

　　所谓“手于心”。是说手和心的辩证关系，蔡邕说：“笔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也就是说，先要心中所有，才能手中所书。否则就是给你再好的笔，也写不出好作品来。

　　那么心中要“有”什么呢？人常说，心有多大，手有多高。这里说的“心”是指人的思想和境界。手之所动，心之所使。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以我们要“取法乎上上”。

　　所谓“艺于神”。这是艺术和神韵的辩证关系，即“艺得之于神”。 真正的艺术作品，一定是神采飞扬，一定是神韵千秋。什么是“神” 呢？“神”就是神采、神韵，就是气象，就是意境。神韵为笔下之神韵，气象为胸中之气象，意境为无我之意境，这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审美范畴。

　　书画作品如何才能够出“神”呢？有人说，“最贵神采出天然”。好的作品一定是不经意间的流露，一定是漫不经心的宣泄。这就要平时提高自身修养，养百年之气，成千年之身。

　　书画作品是人们内心世界的外向表露，是人们对万物万象深刻领会后向外表达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古人说“诗言志”，其实书和画又何尝不“言志”呢？中国文人喜画竹，自文同、苏轼而至元四家，墨竹之风大兴，及至成为单独的画科。为什么？因为“竹”常被文人雅士用来表现清高拔俗的情趣，刚直不阿的气节，虚怀若谷的品质。“竹”成了人格人品的直接写照，从内涵到外延都赋予了哲学意义。所以，画竹不画出神采或是貌合神离，就缺少了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所以，艺术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文化底蕴、阅历爱好、审美追求，甚至还承载着一种时代精神。

　　书画作品里的“神”有没有定式呢？没有。“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几笔折枝花，朋友来至，风声竹响，愈喧愈静”。这是超凡脱俗的出世之风。“纸上忽觉龙蛇动，掷笔一呼泪满襟。”这是情如泉涌的入世之作。书法的“神”就是在“有法”和“无法”之间，在“有度”和“无度”之间。探讨中国书画艺术的“法”与“度”最终都体现在“貌”与“神”上。所以我一贯认为，一幅好的书法作品，通过文化内涵与外在形式达到一种辩证的统一，这就是书法艺术之美的不违真谛。

　　1300年前，中国人生产出“千年宣纸”，使书画家得以“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纸分生熟”，晕染分明。宣纸上的书画使往古神韵流传至今，我们今天继承古人，就是要赋神于形，寓形于神，通过纸墨笔砚让现在和未来的人们领略书法作品里的至上崇高。

　　用笔参差错落，依势造型；布局“各抱地势，勾心斗角”。这样的书法作品才有视觉冲击力，才有韵味，才出气象，才能成为传世的精品。正所谓：胸中有丘壑，笔墨自乾坤。

　　秦春雨 北京人，博士、编审，自号“三尺书屋主人”。现供职中国建材杂志社，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兼副秘书长，发表主编多部书画类全国畅销书，出版专着《春雨丛书》6卷等